夏代青銅鼎傳說
在《墨子·耕柱》中記錄了夏后氏鑄青銅鼎的傳說：昔者，夏后開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鑄于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飲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雪，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
在此說明了當時制造青銅器使用的方法：陶鑄。又說明了青銅器使用的原料：金(即，銅)。又說明了青銅器的形式：三足方鼎。又說明了制作青銅器的數量：九鼎。更為重要的是：說明了青銅器的用途——以祭于昆吾之墟。“祭”字的使用說明了當時青銅器所具有的禮器品格。
但是，這一點也許是這一條史料讓人倍生疑義之處：夏代的青銅器是否已經具有了殷周時代青銅器的那種禮器品格特征呢?尤其是方鼎的使用。而我們知道商周青銅禮器的一個差別是商重方鼎而周重圓鼎。而商的這一特點難道是直接繼承了夏而來？難道是《論語》中所謂的“殷因于夏禮”的一個表現？其中，“陶鑄”二字的連用，正說明了由陶器制作技術向原始鑄造技術的發展軌跡。亦即由陶鼎向青銅鼎的變化。
一般認為，同一器物，陶器是先于青銅器而出現的。至少在考古發掘實物上,這一觀點是比較準確的。盡管在安陽殷墟五號墓和平谷劉家河商代早期墓中只是出土了銅盉，而且至今還沒有找到相應歷史時期的陶盉，但是大多數青銅器物均是由陶質向青銅質發展而來，不排除個別器物可能是先有青銅質、后有陶質的逆序過程。但這也是說明了青銅質地在器物制造上已經出現對傳統的陶質地的突破。
在《史記·封禪書》中曾言：“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在上述說明中連續說了鼎的產生時使用了兩個意義不同的動詞：“作”和“鑄”。先用“作”字說明黃帝時代的銅寶鼎，后用“鑄”字說明夏禹時代的九鼎。可以領會出黃帝“作鼎”和夏禹“鑄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工藝過程。而黃帝“作鼎”是和制作陶鼎密切相關的，夏禹“鑄鼎”又是對鑄造青銅鼎的直接說明。一字之差，具體指代卻有所不同了。如果夏禹時代(二里頭文化遺址)才開始大量的鑄造青銅鼎，那么在黃帝時代出現陶鼎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特別要注意的是：在公布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出土了鼎形的陶器——即，陶鼎。
